参与式艺术不是乡建,也不是社区营造——陈晓阳专访(3)
艺术中国:参与式艺术项目中的艺术家如何与所关注群体实现一种比较平等的参与感?
陈晓阳:根据上一个问题的分析,也就可以理解参与式项目并不是去社会现场创造某种客观的群体平等,而是创造多一些对话和彼此了解的可能,同时群体间的绝对平等本身也不存在,能够彼此理解、彼此支持、彼此协助,不断调整社会结构中不合理的部分使之更符合人性的需求已是美好的社会。
艺术中国:您非常强调在地实践的参与性,具体到您主导的广东“源美术馆”计划,您觉得项目实践中,学者、建筑学家、艺术家和当地村民这些不同群体会采取哪些参与交流的模式?
陈晓阳:可以分享的经验是预先告知和分享座谈。我们通常在对社区做了相应的前期调研后先做预判,评估项目可能展开的工作方向,并形成可视化方案,直接分享给社区居民看,根据他们的反馈询问是否欢迎我们进入,如果不是肯定的答复就暂不开启,继续调整方案或选择其他社区。但是通常这样相对平等的坦诚对话,往往会获得有价值的反馈以优化方案并获得邀请。项目团队内部的平等与民主也很重要,当然这样的工作方法效率并不高,在分工过程中不太容易把握好付出与收获的绝对平衡,能够在一个时段内动态平衡已是很好的状态。
村民们在讨论从城里展览后又回到村里美术馆的角柜(图片版权:源美术馆)
艺术中国:您具有人类学家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您参与的项目都做过大量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方法,这些方法与艺术家在乡村调研有哪些不同?在您看来艺术家如何与人类学者更加深入合作,发挥各自独特的优势?
陈晓阳:人类学家因为受过专业的学科理论和田野调查方法训练,在观察社区类型和与当地居民交流方面显然是有优势的,人类学的整体观和全因素的民族志视角也会帮助人类学家更准确地理解社区,并发现社区中的矛盾与问题出现的成因。艺术家的的观察与发现相对更偏向感觉层面,艺术家会更容易发现平凡的乡村社区中的具有审美价值的景观和人与物的存在,对山川溪流、风花雪月、鸟叫蝉鸣更敏感,艺术家会从审美的角度提出对乡村问题的生动呈现或创造性开发的思路,对于大部分资源匮乏的乡村而言,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种点石成金的能力。如果人类学家、艺术家以及更多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工作背景的人可以一同协作,肯定会对未来的乡村发展提供更多可能的实践路径。
陈晓阳
陈晓阳,人类学博士,现任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包括视觉人类学、华南研究及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作为跨领域的艺术家和研究者,她的研究项目及作品多从被遮蔽的社群历史与现实展开,与志愿者组织、教育机构、博物馆和公益组织合作,通过研究、写作和在地展览等方法,持续展开关于华南区域的研究、传播与文化再造。近年工作重点转向以人类学、文化史及参与式发展的视角,探索新的美术馆实践与策展研究。
*本文部分材料参考“对于‘参与式艺术’的两种回应”的相关策展及研究介绍文字,以及Baan Noorg班格诺合作艺术与文化项目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