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艺术不是乡建,也不是社区营造——陈晓阳专访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试验区第一次农品展览会颁奖合影(1931年)(图片来源:搜狐)
比如梁漱溟在1928年前往广东开始思考乡村治理问题,辗转多地后于1930年在河南进行村治试验,后转到山东邹平继续开展乡村建设,一直延续到1937年战前才被迫结束。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既留下丰厚的遗产,也留下很多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今天的乡建实践可以视为这一运动的持续回响和继续发展,依然还有很多做农村研究的学者、乡村发展振兴的研究机构及很多公益组织在扎根乡村,从生态、农业、生计、教育、医疗、养老等各个方面进行建设实践。其实艺术家参与的乡建项目在其中是比较少的部分,但是因为艺术的视觉表现力和传播力比较强,在公共媒体中看到的多一些。
印尼的艺术小组ruangrupa(第十五届卡塞尔文献展官网)
艺术中国: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首次采用一个集体策展方式,文献展也呈现了世界各国的参与式项目,中国也有团队的作品展示,您对此有怎样的评论?
陈晓阳:从2019年初确定邀请印尼的艺术小组ruangrupa来策划展览开始,我一直留意本届卡塞尔文献展所带来的信息和讨论。但是因为疫情限制不能去到现场观看,从网络新闻和社交媒体上获得的部分信息中,只能简单说一下基本看法。从目前的展览状况和反馈而言,我觉得未来在讨论展览史时,本届卡塞尔文献展可能会反复被提及,虽然并不一定全是乐观的评价,而是一些更为复杂的讨论。
因为这届展览的工作方法中涉及到几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一个是ruangrupa小组的集体策展方式,以一种刻意的去中心化和去欧洲化的工作方法,的确呈现出一种国际艺术界并不熟悉的亚洲式集体协商机制。他们通过超越空间建构的“谷仓(lumbung)”概念所强调的集体智慧、共享、互助、平等、弹性的描述,在东西方的历史及文化语境里,其边界和内涵未必完全吻合,会有一些交错和彼此误读的部分,当然这与他们强调展览的混沌性与生长性并不矛盾,还是能自圆其说并可以有效执行的策展方法。
曹明浩和陈建军的作品:摆渡船上的博物馆(图片来源:搜狐)
几位参加这届展览的中国艺术家中,我相对熟悉的是曹明浩和陈建军的项目,我们一直也是很好的朋友。从他们很多年前的工作中,我了解一些他们创作的初衷和思考的起点。自2016年开始,他们的工作聚焦于与区域水系相关的生态及社会议题,选择和学术社团、专家学者、社工组织及社区成员讨论与协作,通过比较长时间的调研和互动,深入了解相关社群内部对这些议题的真正看法,并借此进入社群中进行直接对话,再以擅长的记录和艺术表达形式呈现出来,他们尤其擅长在展览过程中搭建相关问题的延展对话平台,这些对话既是与展览相关的公共工作坊,甚至也是作品本身,这就让他们的作品有很强的在地性和参与性特征。同时两位艺术家很在意最终问题呈现时的视觉呈现和互动媒介的形式语言,这让他们的作品同时具备很完整的可观看性和有效的图像叙事,并能在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研究中持续生成阶段性作品,也因为他们选取的在地现成品素材非常准确,同时对展场塑造尽量节制,使他们成为在近年重要的国际展览中经常能见到的中国艺术家。
Pangrok Sulap成员(图片来源:s1gnal.org)
一个是在陆思培策划的“穿针引线”版块中“庞克摇滚社(Pangrok Sulap)”项目。这是一个由马来西亚艺术家、音乐家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团体,其使命是通过艺术赋权农村社区和边缘人群。“Pangrok”是“朋克摇滚”的当地发音,而“Sulap”通常用来指婆罗洲沙巴州农民所使用的小屋或休息之所。自2013年以来,通过创作大幅作品参加各类展览以及用手工制作的文创产品作为传播项目理念的媒介,尤其是大型合作式的木刻版画项目,已成为该艺术小组传播工作理念和公共议题的主要方法。该小组是“DIY”概念的提倡者,因此他们的口号是“Jangan Beli, Bikin Sendiri(不要购买,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