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重光:从良渚看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编者按:在“龙人”引发我们对远古生命的遥想后,一场五千年前文明前夜的文化奇观,正穿越时空,向我们发出深沉的叩问。当第三届良渚论坛在杭州召开,一场以文化遗产为媒介的、与未来的对话再次开启。这不仅是面向过去的回望,更是关乎现代文明前途的探讨。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杰出代表,良渚文化的深层价值在于,它揭示出:在“文明”的标准叙事之外,人类社会同样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走向复杂化。它以其始终未迈入成熟文明阶段的“未完成”状态,为我们保留了一份珍贵的历史备选方案。这一方案不断提醒我们:历史的走向从来不是唯一的,它也由此映照出现代文明发展路径中那些被轻易遮蔽的偶然性与可能性。
考古学界常以城市形成、文字出现与金属冶炼作为衡量“文明社会”的重要指标。按照这一标准来看,缺少文字和青铜器的良渚,似乎难以被列于“文明”之列。然而,良渚的考古成果却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文明”的定义。
考古研究表明,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坝系统由11条堤坝构成,总长度约6.3公里,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之一”。这一宏大的水利工程,与古城广阔的格局、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及精美的玉器礼制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文明体系。这一切都表明良渚社会在无需依赖文字与金属技术的前提下,依然构建出高度复杂而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它也揭示出:人类文明的演进并非只存在一种范式,复杂社会完全可以在另一套文化逻辑上被构建和延续。

图为瑶山1987年揭示的祭坛顶面遗迹
如果说古代近东的文明模式强调技术与权力的集中,那么良渚则以信仰与秩序的凝聚力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良渚社会的运作,根植于一套独特的非文字编码系统。以玉琮、玉璧为核心的礼器群,构建起一套整合了精神信仰与社会结构的完整体系。这套“玉礼体系”在没有文字律法的时代,有效地规范了人与人、人与神、人与社会的关系,成为维系社会结构的观念基础。而在实践层面,其庞大的水利工程,展现出强大的集体动员和资源管控能力,构成了王权组织的物质基础。精神认同与社会协作的紧密结合,让良渚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古代近东文明的路径,形成了一个与本地生态深度适应、更侧重于整合与秩序的早期文明模型。

图为良渚文化玉钺(1986年反山遗址发掘)

图为良渚文化玉琮(1987年瑶山遗址发掘)
虽然,良渚文化这一独特的文化实验,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未能迈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并最终在历史长河中归于沉寂。然而,一个文明的尊严首先在于它曾经如此辉煌地存在过。良渚文化的“未完成”并非绝对的失败,而是一份独特的思想遗产。它让我们看见了历史主流叙事之外的另一种可能,也迫使我们反思:那些曾高度发达的文化实验,难道仅因未汇入我们线性的历史叙事,就应被简单地定义为“中断”或“消亡”吗?
站在后世的时间节点上回望,良渚文化虽然没有延续至今,但其文化构建的那套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体系,历经嬗变与融合,早已融入中原王朝国家的礼乐文明建构之中,成为青铜时代的精神先声。从礼制精神到国家治理,它始终是“何以中国”这一命题深处不可替代的文化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我们从未真正失去良渚。

图为良渚古城河道场景复原图
良渚的存在,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文明起源叙事,更让我们得以窥见在“国家”这部宏大史诗揭幕之前,人类社会曾进行过的多样预演。今天,我们重拾良渚的文化遗产,其意义远不止于怀古。在全球化面临挑战、现代性方案显露出疲态的当下,良渚这个古老的“他者”,为我们提供了一面珍贵的参照镜子。它启示我们,衡量一个社会成功与否的维度,或许可以超越对技术复杂度与扩张能力的单一崇拜。良渚模式所展现出的精神定力、深厚的本土知识体系,以及与自然长期共生的实践,恰恰构成了对现代性困境的一种古老回应。这些曾被主流文明叙事边缘化的特质,或许正是我们应对当下生态危机与意义危机时,亟待找回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