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蕴外化:戏曲中的中华文明特性(2)
兼收并蓄的包容性
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能够传承至今,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始终秉持的开放包容精神。中华民族始终对外来的异质文明予以尊重,在求同存异、和谐共处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其精华以充实、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作为具有高度综合性的艺术之一的戏曲,秉承了这一文化品格,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吸纳能力。
各剧种在保持原声腔系统的稳定性和有序性的基础上,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相关文化内容的借鉴与吸收。例如,河南梆子不断吸收罗戏、卷戏、河南民间说唱艺术、民间舞蹈艺术等元素,逐渐成为河南地方戏中最具代表性的剧种——豫剧;越调在吸纳板腔体音乐元素后,慢慢从曲牌体演变为板腔体,并逐渐融入众多杂腔小调,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内生动力。
戏曲在坚守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同时,也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自觉吸纳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如舞台呈现方式等,使中国戏曲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实现“美美与共”。京剧《悲惨世界》(改编自雨果的《悲惨世界》)、川剧《欲海狂潮》(改编自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黄梅戏《仲夏夜之梦》(改编自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等跨文化戏曲改编作品,保留了域外故事框架和人物设定,其他方面则力求实现“中国化”和“戏曲化”,“洋为中用”,是戏曲艺术兼收并蓄特性的极佳注脚。
向善而行的和平性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主要体现为追求心性平和、关系和睦、和平发展等,这种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向善而行的文明观,从古至今在戏曲中都有深刻体现。
一是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儒学道德秩序融入戏曲故事,形成了“推己及人”的人际关系准则。花鼓戏《乡里乡亲》的主人翁都是当代农民,他们把“宁亏自己不亏人”作为基本的道德准则,心怀宽厚,以恩报怨,谋求化解仇恨,共享和睦幸福。这些价值观念是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戏曲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推崇天下为公的治世之道,引导人们超越个体、休戚与共。在“和为贵”的基础上,发展了“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国虽大,好战必亡”“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和平思想。秦腔新编历史剧《班超》,再现了班超团结西域各民族人民维护边疆和平的大义;评剧整理改编传统戏《新四郎探母》,赋予剧本宋辽休战的大团圆结局,男主杨四郎发出了“开商埠通有无为共同心愿”的和平呼声。
戏曲的文化特性与戏曲的诞生、发展紧密相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尊重戏曲的艺术发展规律,加快提炼展示戏曲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讲好戏曲故事,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戏曲研究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邵敏,系安徽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