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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打开丢勒的收藏宝盒（下）

2023-09-05 作者：艺术中国 围观 : 1020 次 评论

文_李莞潸

柏林国立博物馆群中有一间大名鼎鼎的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它不仅是德国最大的平面艺术馆，也是世界四大版画艺术博物馆之一。单是从馆藏超过50万幅素描及大约11万幅版画、油画、水彩画、粉彩画等作品的数量来看，版画素描博物馆就够豪横了，而从质量来说，光是提一个人名，就够它令众生顿生向往。

2023年是个幸运年，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推出超级纪念大展“丢勒在柏林：在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寻迹大师”，堪称打开了馆藏的最大宝箱。在一次性释放出的约120件展品中，除了全套的《启示录》、手工上色版及罕见初版《忧郁I》、超大尺寸的《凯旋门》等版画代表作，还有《母亲》、《铜线工坊》等素描、水彩水粉画等杰作。本文是对本次展览深度解读的【下】部分。

“戴苏格兰帽的女人”，丢勒，炭笔画，1503

纳格勒收藏中的肖像作品《戴苏格兰帽的女人》是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拥有的第一批丢勒素描藏品，1835年将其拥有。画中人身份不明，但被推测为丢勒关系网中的核心成员，可能是他的妻子、妹妹或是挚友的妻子。

丢勒诞辰400周年特别画册，1871年出版

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早期的丢勒素描藏品大部分来自纳格勒收藏，1871年，为纪念丢勒诞辰400周年和德意志帝国成立，馆方出版了一本特别纪念画册，其中70幅馆藏的丢勒素描被视为最大亮点。丢勒的作品再次被高调地与国家形象及民族认同捆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原本荣耀无比的亮相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大反转，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丢勒在柏林”的收藏历史。

发文质疑柏林这些丢勒作品真伪的是莫里茨·萨乌斯（Moriz Thausing，1838-1884），作为奥地利艺术史学家、时任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的馆长（Albertina），莫里茨的话语权可想而之，从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丢勒之争”（Durer Streit）被视为艺术史文体批评的初始。

左图：肖像徽章，汉斯•施瓦茨，青铜，1518-1520；右图：丢勒徽章（复制品存疑），青铜，1520年之后

丢勒曾在1520年自己的低地之旅日记中提到自己的这枚肖像徽章：“在安特卫普，我为了自己的肖像徽章寄了两块金荷兰盾给奥格斯堡的汉斯•施瓦茨。”汉斯•施瓦茨制作的丢勒徽章随后很快成了丢勒肖像的通用范本。

在这场丑闻之争中，输的当然不是汉斯•施瓦茨，而是柏林瞬间丢掉了丢勒收藏的核心地位。彼时，普鲁士王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胜了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终于建立起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第二帝国）。随着“丢勒之争”的发展，这件事不再简单地只关乎于一个博物馆“掉”了一些藏品的尴尬，更上升到了民族耻辱的层面上。从维护国家形象确的角度讲，元气大伤的柏林丢勒收藏必须回血。

重建，反弹

1871年丑闻后的两年，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时任馆长馆长、德国艺术史学家海因里希·霍托（Heinrich Gustav Hotho，1802-1873，1859年起担任馆长）离世，“残血”的博物馆进入重建期，馆方从维也纳挖来了已成名的艺术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普曼出任新馆长。

出生于布拉格的李普曼家境优渥，自幼接触艺术。在维也纳时，李普曼曾于1871年与掀起“丢勒之争”轩然大波的莫里茨•萨乌斯共事办过丢勒的展览，也是最熟悉丢勒的专家之一。

莫里茨•萨乌斯出任馆长的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丢勒收藏界的扛把子。1796年，哈布斯堡皇室女婿、奥属尼德兰总督、艺术收藏家“泰申公爵”（Duke Albert of Saxony-Teschen，1738-1822）在维也纳创立了阿尔贝蒂娜博物馆，它的大量丢勒藏品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的皇家收藏。鲁道夫二世（Rudolf II.，1552-1612）是“他所在时代最伟大的私人收藏家，是提香等许多艺术家的朋友和赞助人”，手中的好东西可太多了，阿尔贝蒂娜博物馆因此身价不菲。

“圣母的一生”（The Life of the Virgin），丢勒，19幅作品&封面，木刻版画，约1502-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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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版画   素描   博物馆   西柏林   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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