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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浪与余音——张蔷与绘画群体情况表（1986年）(2)

2023-04-13 作者：艺术中国 围观 : 857 次 评论

张先生于196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是建国以来该系创立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在1980年代，他自己的研究兴趣主要在宋人绘画。在他看来，宋人绘画“既是唐以前绘画的一个总结，又是元以降绘画的一个转折。”他认为对宋代绘画的研究“有利于把握以后几百年的绘画现象，甚至20世纪的中国画界的兴衰变幻。”作为艺术史学者，他“痛感我们的美术史研究者亟须把眼光放大，不囿于个人经历的几年、几十年，而需要从历史的角度俯视上下几百年、上千年，近视眼是很难看得清、看得准艺术现象的，因而根本无从正确地叙述艺术现象，尤其是过去不久或当代艺术现象。”[2]这也道出了他在艺术史研究中秉持的问题意识，先生研究历史，为的是要更准确地把握他所身处的艺术现场。

在开展艺术史研究的同时，张先生也是一位活跃在当代艺术现场的美术批评家，他认为“美术批评家的任务：一是为开拓当代艺术做扎实的论证，一是做沟通艺术家与艺术接受者之间的桥梁。”[3]这也是他自己所身体力行的两方面。一是通过出版《中国美术报》，刊载和传播艺术家和理论家的想法，搭建艺术家与艺术接受者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即是他自己的写作，和为了写作所进行的“扎实的论证”，而这168份表格便是一份明证。

展览现场

在“巨浪与余音——重访1987年前后中国艺术的再当代过程”展中，我们曾展出了这些文献中的一小部分，作为进入展览的引子。正如张先生在1987年写作时所希望的，这些表格中展现的信息，提供了解艺术家们创作的一种渠道。将这些信息连成一个形状，我们也可见时代的共同经验的某些边界与限度。他相信，“稍有一点艺术常识者都明白，要求每一个艺术家的每一创作都是成功之作，是多么不实际的空想。即使已是饮誉于天下的艺术家，也实难达到。更何况立志献身于艺术的那些小有名声或尚无名声的艺术家们呢？”[7]在149份个人填写的表格中，仅有少部分艺术家持续创作至今，而其中的许多人早已不再从事艺术创作的工作，或者至少不再深入参与艺术现场。作为后来者，如果仅仅看到现在留名或被艺术史所筛选保留下来的艺术家，是远远不足以理解真实的艺术现场的。张先生表示，他更倾向于认为，“每一幅好的创作都有成功的因素，是向更大成功进程中的一个标志而不是终点。所以，不如把艺术家的创作认作他在某一创作时期的试验实绩来看，倒更接近于事物的原本状态。”[8]同样地，这样一份对艺术现场年轻创作者的全景式的采样，也更有助于我们接近历史现场原本的状态，补正我们对于“新潮美术”的认知。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关于80年代的追溯与论述是当代学界一个持续的话题。在当代艺术领域中，对于80年代的理解过于依赖彼时直接的参与者对于新潮美术的价值建构，而没有将这些记述历史化。后来的追述往往有后设的因素，如对“85新潮”，或者基于对现代主义、先锋性质疑、批判的理念，或者基于成功者的视角，而对材料有明显的选择、或强调不同侧面的阐释，多带有成功者为自己做历史定位的明显意识，形成了具有遮蔽性但颇有影响力的历史视野。事隔37年，在征得张蔷先生应允之下，我们首次将这批珍贵的文献展出。这些带有“原始性”资料，还原“事物的原本状态”，让人看到当时观念和实践的丰富、复杂性和有限性，也能比较真实看到当时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意向，这些探索针对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和它具有的冲击的活力。同时，我们也希望分享张蔷先生的艺术史方法和态度。他的观念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开展艺术史研究是一盏明灯，借用张蔷先生自己的话，“艺术历史应是艺术家艺术现实的真实显现。艺术‘理论的思考只应该是基于先前的艺术创作的事后反省。’”

张蔷

张蔷，1940年生，江苏海门人。他于1960年9月考进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1965年夏季毕业后留校任本系助教。“文革”初期，他经历了混乱的串联及下乡改造。“文革”结束后，张蔷积极反思既有、守旧的理论模型，致力于推动艺术研究理论的革新。1981年，张蔷提议并联合黄远林、徐书城共同创办了学术季刊《美术史论》。四年后，他发起并与刘骁纯、杨庚新、张祖英和刘惠民等四人自费出资，创办了1949年以来第一份专业美术报纸《中国美术报》并任社长。1990年代初，张蔷移居加拿大，居茆簃，望星空。始以慧山笔名写作，已出版《生之梦》、《遊之梦》、《觉之梦》等三册小说及文论，畅言他数十年人生阅历和感悟，求真诚信于心，公义勇气为上。至今仍笔耕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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