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花谢了春红
2020-03-06 作者：匿名 围观 : 1359 次 评论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此一阕乌夜啼，又名相见欢，乃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李煜所作的一首伤春小令。全词采用虚实夹杂、动静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在即景抒怀、寓情于景、绪随景动的时空变幻中，将人生绵绵无尽的落寞失意，寄托在无比凄凉、衰微的残破春景描写里，使得整阕词充满无限伤感惆怅的情绪，悲情地反应出李煜大起大落的人生怅惘与身处穷途末路时的反思，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断臂维纳斯一样，留下了千秋旷世无与伦比的缺憾美。
这阕小令创作的年代大约在公元975年——977年之间，当时的南唐国已被北宋所灭，李煜也被宋太祖赵匡胤所俘获，身陷囹圄，沦为了宋国的阶下囚。昔日一国君王，今朝做了亡国奴，从身份、待遇上的巨大反差，可以想象得出当时的李煜，是何等的威风扫地、精神颓废。
要全面了解这阕词的创作意图和艺术感染力，我们必须先去了解一下李煜其人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李煜，又名李从嘉，字重光，是南唐国第二位君主李璟的第六个儿子。从小就精通诗词书画，为人优柔懦弱，胆小怕事。据说他为了躲避身为太子的长兄李弘冀的猜忌，便躲进深宫深入浅出，每日参禅事佛不问政课。这反而成全他有更多的余暇时间，潜心研习诗词格律、作画弄琴。由于其父李璟本身也是一位“文人皇帝”，在词格律赋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李煜在诗词上的天赋，正好投父所好。父子俩的文学成就，《词史》是这样评价的：“言辞者必首数三李，谓唐之太白，南唐之二主与宋之易安也。”其中的“二主”就是李璟、李煜父子，前数李白，后数李清照，可见其影响深远的历史价值。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后世在评价李煜时，多数是一半褒赞，一半惋惜，俱叹：李煜其人是“花间词俊，草包皇帝”，这里所指的“花间”含两方面意思，一是指他的词继承了由温庭筠开创的“花间词派”艺术风格，词风上追求笔调委婉、辞藻华丽，在填词技巧上讲求精雕细琢、蹙金结绣。而花间词派发展到南唐时期，又以李煜父子及冯延己为代表，汇入了江南地域风情特色，词意中摒弃了花间词一贯的虚空婉约、艳情闲愁，而在词风中融进白描淡彩手法，以情境催吐内心感受，极富张力，完美体现个性特色及人生况味。“花间词俊”的第二层意思，主要是指李煜的生活环境。毕竟，他作为一国之君，其所处的时代及生活圈子，可谓“入宫狎佳丽，登殿看朝臣”，就算沦为了北宋阶下囚，身边跟着的也是是落迹士大夫、随尘嫔妃，加上他从小就拘囿深宫，不善军工、政事，且不说走进民间，就连宫殿外的一般日常生活，都无从切身去真正感受，他像养在御花园中的奇花异草一样，养尊处优惯了，自然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所反应出来的艺术视角，也无非是花花草草、玉砌雕栏、笙管丝簧，总会以不同的方式，言及奢华，留恋堂皇。至于说他是“草包皇帝”，从他在位时的政绩来看，显然有些贬损太过，因为李煜在位时，也许是他的“怀柔”性格使然，在内政方面，对百姓减免税收、废止徭役，体现了爱民如子的一面，但是在对外政策上，从一开始就“奉宋正朔，降制示尊”，以至于后来养虎为患终害己，落得个国破人亡，英年死翘翘，也许，这才是他的“草包”下场。
这阕词在漫长历史传诵过程中，也发生了部分文字上的变化，其主要变化表现在以下四处——
一、原词第二句“太匆匆”，有版本作的是“太忽忽”。这究竟是在传抄这阕词时，抄袭者的笔误？还是取“匆”字的象形？没有一个明确资料可考。不过，就词林正韵的韵典来看，本阕小令主韵采用的是上平一东韵部三字“红”、“风”、“东”（暂不算进“匆”字）和上平二冬韵部一字“重”（念chóng），“匆”字入韵上平一东韵部，故而用之符合词牌用韵要求。而“忽”字属于入声六月韵部，在古代此字也没有多音读法，李煜作为一代诗词名家，不至于犯下如此低级错误，去用一个错讹的“忽”字入韵，从而毁了自己在文学造诣上的声誉吧。
二、第三句“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起句“无奈”二字，有版本作“常恨”。这两组词，都是平仄组合，也符合填词要求。“无奈”指的是计穷无法施展、达到了穷途末路的终极，更能代表李煜当时作此词的现实境况和内心感受；而“常恨”指的是经常带着悲恨情绪，虽然也符合李煜当时的身心况味，但，从整阕词来看，下阕有“人生长恨水长东”句，已经更加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样的悲恨情绪，且“常”与“长”字同音同韵，“恨”字重复，这对于李煜这样的“讲求精雕细琢、蹙金结绣”作词大家来说，是绝对犯忌一样不允许的。因此，用“无奈”比用“常恨”更加能贴近作者当时真实的内心感受，也更能提升词意内涵的艺术感染力。
这阕小令创作的年代大约在公元975年——977年之间，当时的南唐国已被北宋所灭，李煜也被宋太祖赵匡胤所俘获，身陷囹圄，沦为了宋国的阶下囚。昔日一国君王，今朝做了亡国奴，从身份、待遇上的巨大反差，可以想象得出当时的李煜，是何等的威风扫地、精神颓废。
要全面了解这阕词的创作意图和艺术感染力，我们必须先去了解一下李煜其人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李煜，又名李从嘉，字重光，是南唐国第二位君主李璟的第六个儿子。从小就精通诗词书画，为人优柔懦弱，胆小怕事。据说他为了躲避身为太子的长兄李弘冀的猜忌，便躲进深宫深入浅出，每日参禅事佛不问政课。这反而成全他有更多的余暇时间，潜心研习诗词格律、作画弄琴。由于其父李璟本身也是一位“文人皇帝”，在词格律赋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李煜在诗词上的天赋，正好投父所好。父子俩的文学成就，《词史》是这样评价的：“言辞者必首数三李，谓唐之太白，南唐之二主与宋之易安也。”其中的“二主”就是李璟、李煜父子，前数李白，后数李清照，可见其影响深远的历史价值。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后世在评价李煜时，多数是一半褒赞，一半惋惜，俱叹：李煜其人是“花间词俊，草包皇帝”，这里所指的“花间”含两方面意思，一是指他的词继承了由温庭筠开创的“花间词派”艺术风格，词风上追求笔调委婉、辞藻华丽，在填词技巧上讲求精雕细琢、蹙金结绣。而花间词派发展到南唐时期，又以李煜父子及冯延己为代表，汇入了江南地域风情特色，词意中摒弃了花间词一贯的虚空婉约、艳情闲愁，而在词风中融进白描淡彩手法，以情境催吐内心感受，极富张力，完美体现个性特色及人生况味。“花间词俊”的第二层意思，主要是指李煜的生活环境。毕竟，他作为一国之君，其所处的时代及生活圈子，可谓“入宫狎佳丽，登殿看朝臣”，就算沦为了北宋阶下囚，身边跟着的也是是落迹士大夫、随尘嫔妃，加上他从小就拘囿深宫，不善军工、政事，且不说走进民间，就连宫殿外的一般日常生活，都无从切身去真正感受，他像养在御花园中的奇花异草一样，养尊处优惯了，自然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所反应出来的艺术视角，也无非是花花草草、玉砌雕栏、笙管丝簧，总会以不同的方式，言及奢华，留恋堂皇。至于说他是“草包皇帝”，从他在位时的政绩来看，显然有些贬损太过，因为李煜在位时，也许是他的“怀柔”性格使然，在内政方面，对百姓减免税收、废止徭役，体现了爱民如子的一面，但是在对外政策上，从一开始就“奉宋正朔，降制示尊”，以至于后来养虎为患终害己，落得个国破人亡，英年死翘翘，也许，这才是他的“草包”下场。
这阕词在漫长历史传诵过程中，也发生了部分文字上的变化，其主要变化表现在以下四处——
一、原词第二句“太匆匆”，有版本作的是“太忽忽”。这究竟是在传抄这阕词时，抄袭者的笔误？还是取“匆”字的象形？没有一个明确资料可考。不过，就词林正韵的韵典来看，本阕小令主韵采用的是上平一东韵部三字“红”、“风”、“东”（暂不算进“匆”字）和上平二冬韵部一字“重”（念chóng），“匆”字入韵上平一东韵部，故而用之符合词牌用韵要求。而“忽”字属于入声六月韵部，在古代此字也没有多音读法，李煜作为一代诗词名家，不至于犯下如此低级错误，去用一个错讹的“忽”字入韵，从而毁了自己在文学造诣上的声誉吧。
二、第三句“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起句“无奈”二字，有版本作“常恨”。这两组词，都是平仄组合，也符合填词要求。“无奈”指的是计穷无法施展、达到了穷途末路的终极，更能代表李煜当时作此词的现实境况和内心感受；而“常恨”指的是经常带着悲恨情绪，虽然也符合李煜当时的身心况味，但，从整阕词来看，下阕有“人生长恨水长东”句，已经更加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样的悲恨情绪，且“常”与“长”字同音同韵，“恨”字重复，这对于李煜这样的“讲求精雕细琢、蹙金结绣”作词大家来说，是绝对犯忌一样不允许的。因此，用“无奈”比用“常恨”更加能贴近作者当时真实的内心感受，也更能提升词意内涵的艺术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