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琦“人物”系列:从艺术家的故事到历史风情画
展览现场
《万路看月亮》,布面油画,160×204cm,2019
在艺术上,秦琦的人物画,和过去的艺术史中的“人物”也全然不同,相比中世纪多是描述圣经里的人物,古典主义多是权贵的肖像,现实主义指向普通人的阶层,现代主义注重人物的形式。秦琦并不在乎这些流派中的立场,而是通过对它们语法的混合性使用,改变传统人物画中题材-主题-表达之间的关系。这些“人物 ”不再是为“题材”和“形式”服务的,如何创作“人物画”成了和主题、观念同等重要的事情。秦琦更关心的是“人物画”本身,关心“人物”在绘画中的位置。如何在画中创造人物?如何构成了主题?又如何通过对主题的叙述形成独特的风格?
展览现场
《诗人与画家1》,布面油画,80×110cm,2020
《兴杰和他的静物画》将视角从人物拉回画室和画家的身份,拉回绘画,这些“人物画”是怎么创造的?人物如何转换成人物画,画中的故事和题材,形象和形式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赵小佳》揭示了人物画中的自我隐喻;《老人与公子》呈现了秦琦对于老友张离的性格想象;《泉》虚构了生于30 年代的老画家靳尚谊和90后艺术家张季之间的故事,杜尚的“泉”成了双关语,在此之间两种艺术价值、观念,两种艺术家的“人设”,隔着几代人的巨大差异。
《星星》,布面油画,270×400cm,2019
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朋友的故事。“光哥”是秦琦的好友,也是足球队的队友。他们总是在比赛结束后喝上一场酒,小酌在他们的酒局中很少存在,光哥的豪爽伴随着伶仃大醉。散场后,总有几个人彼此搀扶着,一步一踉跄地走在夜色之中。这样的夜晚,在秦琦笔下成了两种故事,一个是样式主义里的对身形的夸张刻画,人物孤立于背景;一个是浪漫主义的笔调,在上海华灯下的外滩,一行人游荡在幽蓝和明黄的夜色下,城市浪漫的气息笼罩在每个醉酒人的心上。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艺术运转的故事。郑林作为一位知名而又重要的画廊主,在三幅画作扮演了三个角色。三种“人物角色”的设定,源于秦琦和这位画廊主交往时的听闻和感受。三张作品分别是在曼谷起家的“郑林”,在麦田里耕作的“郑林”,有着中国本土色彩的“郑林”。在其中一件巨幅作品中,这位画廊主在一个有着东南亚殖民地色彩的宴会上,与客人们在花环下杯酒交错,尽享夜晚的季风,华丽的晚宴和艺术;另一张,画廊主变身一个中国传统式的人物,皮帽、花鸟画、砚台、瓷瓶,上一张浓郁的国际风情转化为本土民间美学的色彩。三种形象或许来自于秦琦的三种猜想,他一方面将人物的遭遇作为底色,另一方面又以戏剧化的方式进行虚构式的夸张,通过暗示、烘托、对比、联想的手法,将故事、场景、形象和语言进行糅合,以彰显绘画自身的魅力。
3、名人轶事
秦琦笔下的人物,除了身边事,也有许多名人的身影。
《阿里巴巴-2》,布面油画,170×335cm,2016
《讲故事的人》,布面油画,275×400cm,2022
印度风情、西藏系列成了这个展厅的主调。那些民族化的服饰,喧嚷的人群,繁杂的衣纹和褶皱,缤纷的色彩,激起秦琦创作的欲望。这种欲望既来自于“油画”对于画家审美取向的塑造,又来自于那种强烈的陌生感、异域感给予创作的生命力和活力。同样,“异域风情系列”是对中国油画本土化的一次漠视和反讽。秦琦借用了这些并不属于中国本土的风貌,重新反思“油画民族化”的历程,当绘画作为一种普世工具时,它的取材和对象,是否能决定绘画的品质?“民族化”和“后殖民”作为一种竞争的策略,是否真的可以视为是艺术的一种进步?
《恒河两岸》,布面油画,205×600cm,2021
或者说,秦琦的“历史风情画”,以自由地使用艺术史语言的方式,打破历史,打破艺术流派的藩篱;以异域风情的方式,反视本土的“风情”,以脱离国别、民族、地域和空间上限制。“历史风情画”系列,给了我们理解秦琦的绘画观念的密钥,“人物画”在秦琦这里既非现实主义主题和故事的揭示,也非象征主义中对内心和理念的歌颂,也不是借用“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改造,以完成对于自我的确认。这些不同流派之间的主张和对峙,在秦琦这里变成“无所不用”的资源,以达成“人物画”的无限开放,成为自由的术语,拓展绘画人物史的序列。